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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文明互鉴探寻人类共同价值构建******

　　本报记者 陈 璐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是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冠疫情影响深远，国际格局深刻调整，国际环境更趋复杂，人类社会面临着全球性挑战。面对这些变化与挑战，如何通过文明的对话和交流推动探寻人类共同价值的构建，寻求应对挑战的方法和路径？日前，在由清华大学举办的第五届“清华会讲”上，来自海内外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以文明互鉴和文明发展新形态为主题，从不同的视角探讨这一时代命题，尝试提出自己的建议和方案。

　　把握文明互鉴的力量

　　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对待不同文明的态度上形成高度共识。大家普遍认为，人类文明的多样性是客观存在的，世界也因文明的多样性而丰富多彩，人们应通过尊重文明形态的多样性、倡导不同文明对话交流、推动人类文明共同进步来深化文明互鉴，携手应对挑战、寻求机遇。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汪晖通过犹太音乐家流亡中国的故事，展示了不同国家的音乐家相互学习、相互启迪的动人场景。中国文化的包容与和谐为这种交流提供了良好的环境，这也从一个角度展示了不同文化之间交流互鉴的重要性。

　　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与东南亚研究中心主任狄伯杰通过阐述中国与印度在佛经、天文、文学、音乐、戏剧、语言等方面的交流，说明文明互鉴的重要性。他表示，中印文明的互鉴、文明的自省和文明的发展对世界进步有着特殊意义，必须承认和正视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通过对话和交流增进共识、超越冲突。

　　埃塞俄比亚驻华大使特肖梅·托加介绍了埃塞俄比亚和中国的经贸合作和文化交流情况。他认为，文明互鉴是人类文明发展最基本的驱动因素之一，也是所有国家和人民的共同心愿。面对当今世界的巨大变化和不确定性，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恰逢其时。非洲和中国一直以来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相信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重要举措和中非之间持续深入的合作，能够为非洲和中国的未来，以及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提供更大助力。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驻华代表处代表、主任夏泽翰也指出，在这个不确定的时代，世界迫切需要开放的对话。为全球治理奠定坚实基础，有赖于全人类在思想和道德上的团结。

　　寻找人类共同的价值

　　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共同价值的形成，基于各个国家的社会实践和不同的路径探索，也需要彼此之间进行深入的沟通对话。

　　韩国首尔大学原校长成乐寅从“韩流”的视角探讨构建文化共同价值。他说，上世纪90年代开始，韩国的音乐、电影等流行文化，以及韩餐等元素愈加在世界各国受到欢迎，加深了大家对韩国的印象。成乐寅认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希望年轻人可以更包容地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文化的分享也能帮助年轻人打造共同的价值观，未来大家应努力寻找共同的价值观，让世界有机而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日本东京大学原副校长吉见俊哉梳理了日本东京的历史发展脉络，提出城市在发展的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理念，希望能够进一步发掘传统遗产的潜力，重新找回东京记忆，让人们回归慢交通、慢生活。他表示，日本城市所面临的一些情况和困境，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亚洲未来要面对的，因此，追求与历史的链接、探寻共同的价值观非常重要。

　　来自印度的迪瓦卡·阿查里亚是英国牛津大学东方宗教和伦理学方向的讲席教授，他从印度哲学讲到大乘佛教理论，最后落到现实中，通过谈及瑜伽的修行方法和生活方式等，提出印度及亚洲文明带来的启示。迪瓦卡·阿查里亚说，追求个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是印度传统哲学中很关键的一点，这可与中国的传统哲学交流互鉴，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和谐统一。当今世界面临全球性的挑战，更加需要各国团结面对，以各国人民历史形成的价值追求为基础，采取共同行动，呼唤共同价值。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探讨了中华文明中蕴含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及如何通过这一共同价值的弘扬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从历史中寻求智慧，从现实中探求答案，本着对人类前途命运高度负责的态度和以世界人民为中心的情怀，提出了“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张志强认为，全人类共同价值是反映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认同的价值理念的最大公约数，是超越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水平差异的价值同心圆。同时，全人类共同价值是立足于中华文明长期历史实践和多元一体共同体实践而形成的价值观念，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是这个价值体系的精神标尺。

　　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院长陈来则系统阐述了儒家文明和全人类共同价值的关系，认为儒家文明提出的价值原理是人类共同价值的道德基础。例如，“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公平的基础；“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是发展的基础；“和而不同”倡导宽容多元的对话，是民主的基础；“以德服人”是和平的基础；“天下为公”是正义的基础，等等。

　　中国式现代化与人类文明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对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和特征作出概括，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些理论问题进行了系统回答。专家学者指出，这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走向现代化和发展现代文明提供了全新选择和经验借鉴，为文明互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了新的智慧和力量。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党委书记王立胜分析了西方的三种重要思潮，即多元文明冲突论、后现代主义的价值解构论、生态伦理的理论研究所面临的内生困惑，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给出了中国方案，阐述了其中所蕴含的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中国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副主任顾海良介绍了中国共产党成立到新中国建立之间的三次中国式现代化大讨论，展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和话语来源，认为新时代的中国式现代化更展现了其新境界。他表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探索得出的一个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的战略性思考，也是中国人所创立的人类文明新形态。

　　狄伯杰也非常关注中国治国理政的方案，认为中国的宝贵经验和卓越进步在过去几十年中激励和帮助了很多国家。他特别强调，中国提出的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以及中国式现代化等，为西方主导的治国理政的论述添加了新的视角。“中国梦会成为其他国家梦想的一个组成部分，因为我们有着共同的梦想，有着共同的愿景，特别是发展中国家有着建设一个和平、安全、繁荣、开放、包容、生态、友好世界的愿望。”狄伯杰说。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需处理好三对关系******

　　作者：于家明（北京市委党校第23期局级研修班学员）

　　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必须坚持系统观念，强化辩证思维，遵循乡村自身发展规律，在乡村发展、建设与治理中处理好效率与效益、有形与无形、硬件与软件的关系，稳步推动乡村振兴“提档升级”。

　　在乡村发展中兼顾效率与效益的关系。效率指向数量和速度，效益保证质量和安全。推动乡村高质量发展，要提高效率，更要提增效益，切忌随意搬用效率至上的衡量标准，轻易套用其他领域的发展模式，甚至简单挪用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而应兼顾效率与效益，既要坚定改革决心，也要保持历史耐心，确保乡村发展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一是蹄疾步稳地推进城镇化。只有处理好城乡关系，才能切实推动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促进城乡融合发展。这既需要顺应农民进城务工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趋势，也要处理好进城农民的定居、就业等问题，让农民在城乡之间可进可退，避免因为过度追求城镇化速度而造成的风险矛盾和社会动荡。二是完善乡村产业利益联结机制。既要鼓励工商资本和社会资本下乡，拓展乡村产业的市场空间，也要设立必要的“防火墙”，真正通过利益联结机制的设计和落地，尽可能地让农民参与到产业链条中，合理分享产业增值收益，实现外来资本和乡村发展的共赢。三是把握好农业生产规模经营的尺度。一方面，要着力于改变分散、粗放的传统农业经营方式，通过推动规模化生产、科学化管理、精细化运营，加大农业现代化的前进步伐；另一方面，要着力避免片面追求大干快上的倾向，坚决防止越过农村基本经营制度和土地承包关系的底线，坚决防止违背农民意愿、片面追求生产要素的集中和农业规模化经营，秉持实事求是、循序渐进的原则，尊重农民的选择权，引导和帮助农民选用最符合自身利益的农业生产方式。四是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在这个问题上要算经济账，更要算政治账。如果只停留于一般的成本计算和交易互换，或是只着眼于农业生产总量而忽视结构性的缺失，就难以保证中国人的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所以，主产区、主销区、产销平衡区都要树立保面积、保产量的责任意识，只有饭碗一起端、责任一起扛，才能将粮食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乡村建设中协同有形与无形的关系。与城市相比，乡村在功能定位、空间形态、生活方式等方面有着显著不同，要时刻牢记乡村建设是为农民而建，始终遵循立足农村实际、体现乡土特点、符合农民意愿的基本原则。一是坚持规划先行，做到分类施策。要在充分掌握乡村的历史渊源、民俗文化、现实状况、农民呼声等信息的基础上，合理确定村庄建设规划，是立即启动建设还是深入研究论证，是原址建设、村庄合并还是异地发展，都要因地制宜、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二是注重风貌保护，彰显乡村特色。要保护好乡村的传统景观、特色风貌和文化根脉，尤其要保护好乡村的生态环境，增强乡村的生态涵养功能，打造现代版“富春山居图”，让乡村成为“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地方。三是推动机制创新，挖掘生态价值。在“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指引下，在政府多年来持续开展的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的加持下，如何让生态化的空间资源成为一种生产资料和发展要素，激活大量沉淀的实体资产，为乡村建设赋予更多的开发价值，迫切需要在非标准化的产权界定、资源定价、市场交易等方面加大机制创新力度，更好为深化农村要素市场改革、推动农村空间资源生态化开发、让农民获取更加多元和长期的财产性收入创造条件。

　　在乡村治理中融合硬件与软件的关系。当前，乡村既保留着农业社会形成的原子化、慢节奏、自循环的传统生活方式，也经历着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塑造的组织化、快节奏、交互性的现代生活方式的冲击。因此，推动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既包括硬件意义上物质层面的现代化，也包括软件意义上精神层面的现代化。一是要在公共资源配置上体现农业农村优先。要进一步加大农村公共基础设施建设力度，进一步推动教育、卫生等公共服务下乡，并加快城乡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共建共享，加快基本公共服务全民普惠、城乡一体。二是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给钱给物，不如有个好支部”，农村基层党组织和干部队伍是实现乡村善治的“关键少数”。要突出抓基层、强基础、固基本的工作导向，为基层赋权增能、下沉资源，创造更好的干事创业条件；要锻造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农村基层干部队伍，并大力吸引各类人才在乡村的广阔天地中建功立业，让党的“三农”工作决策部署切实转化为农民看得见、摸得着、有获得感的具体成效。三是建立健全符合农村基层实际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方式。乡村与城市有着不同的治理逻辑，要立足于农村依然存在的“熟人社会”特点，警惕项目工程思维和政府体制运作方式过分介入农村基层治理，避免农村基层成为失去政治动能和自我调节功能的被动治理对象，通过不断完善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将法治的刚性、德治的柔性和自治的韧性有机结合，持续增强广大农民群众参与乡村振兴的主体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持续增强农村基层干部的政治效能感，真正实现乡村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安定有序的生动局面。

　　刚刚闭幕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指出，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建设农业强国的重要任务。做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三农”工作，要以系统观念认识和处理乡村发展、建设、治理中的重要问题，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切实维护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在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上，奋力书写全面推进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